未想过再次与外公碰面会是这般模样。他的整个身子陷进沙发里，双眼紧闭，一言不发，脚边的电视画面闪烁，发出嗡嗡的声响。他生活的半径被疾病剥夺得越来越小，甚至被逐渐吞噬了行走能力，这个退休老校长每天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等待下一个维系生活的指令——吃药、吃饭或是上床睡觉。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他是十里八乡尊敬的老校长，是每个深夜定会等我晚自习归来，给我煮上一碗汤圆的人，是逢年过节会给相亲邻里帮忙写对联的人。只是，迈过70岁的门槛后，疾病轻而易举地捕获了他，他一点点被抽干了精气神，变成了一个对活着焦虑而无奈的老人。
“老校长”是我从小耳濡目染大家对外公的称谓，在孩童时的记忆里甚至以为这是他的别名。2000年以前很缺村小，十里八乡想要读书的孩子要么走上几个小时泥泞的田埂路去远方的中心村子上学，要么选择辍学在家务农。外公是当时为数不多考上大学的人，深知教育的重要，便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建学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成功建立起了当地的第一所村小，自此他便被乡邻称呼为“老校长”。时至今日，走在路上我仍会被人问道：“老校长可好？”这个称谓已经成为一枚军功章，刻上了外公的荣耀。
外公温和善良，文采出众，还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过春节相亲邻里都不上街买对联，而是来找外公写，外公则提笔成文，每幅都具有不同的心意。写得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多，甚至到了大年三十自己家的都没写上，但外公从不拒绝也不抱怨。他总是笑呵呵的说：“写几个字的事没多麻烦，大家就是图个开心喜庆！”，自己却连吃饭都顾不上。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隔代亲”在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记得五岁时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我突然发高烧，外公焦急地在侧房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只体温表，慌忙塞到我的腋下。“39.5度！”外公吃了一惊，我清晰地看到在接近零度的天气里他的额头上冒起了汗珠，转身连忙用厚厚的棉袄把我裹紧，在凌晨暴雨的冬夜要带我去十几里外的村医务室打点滴。窗外瓢泼大雨、寒风瑟瑟，外公背着我，外婆打着伞、拿着手电，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就这样在田埂上走了三个小时敲醒了村医家的门。童年的许多事已渐渐模糊，但这件事却如同篆刻般被刻在脑子里。
2016年，疾病还是找上了他。出院后，他采取了保守治疗，生命就像挂历，撕去一页，又少了一天。
疾病的发现是因为一次例行体检。护士在做检查时发现外公肝不太好，外公早年为筹集学校资金时四处奔波染上了吸血虫，肝被咬掉一块。但一向严谨的外公还是和外婆偷偷去做了详细检查，我难以想象两个七旬的老人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是如何绝望地伫立在熙熙攘攘的医院大厅里，腿脚打颤到站不起来，这件事还是后来外婆抹着泪告诉我的。
外公确诊后的两周我才知道。接到电话的那一刻，一股寒意从脚底渗了上来，眼泪便哗啦啦地止不住了。我跑到医院，透过病房玻璃，发现外公脸上的情绪越来越少，病痛涤荡了他本该拥有的快乐和喜悦，也清扫了外公为数不多的愁绪。他转头瞄到了我，咧嘴笑了，这是他知道结果后第一次笑。他告诉我“没事，没多大问题”，也许他根本没有和病痛握手言和。
外公多少还有些不甘心。
那个在生活的洪流里挣扎到遍体鳞伤的老人，其实也有过短暂休憩的片刻。在外婆的口中，他曾是我的“老书僮”，校长天天帮调皮的孙子背书包，学校的老师都那么戏谑他，外公只笑笑不说话。他曾是外婆眼里“最温柔的男人”，一回家就乖乖地进了洗手间，边唱歌边给孩子洗尿布。他也曾是我妈妈儿时最亲密的玩伴，让女儿坐在脖子上，在狭小的客厅里走圈圈。
或许，这都是生活伤口上被轻轻敷上的纱布。只不过，在跨越七十几年的生命长河里、在不断渗血的伤口面前，它们显得有些轻微也有些聊胜于无了。
上班时我和他告别，他沉默地挥了挥手，什么话也没说。后来，妈妈打来电话说，我走后，陷在沙发里的外公努力坐直了身子，把女儿叫去交代，让外孙要“小心”，不要搞小团体。
电话这头的我噗嗤一声笑了，那是过年时，一家人围在火炉边，我“摆”的龙门阵，我和几个相熟要好的同事成立了一个小微信群，聊工作谈业务顺道插科打诨。我笑嘻嘻地说，家人也听得乐呵。我没想到，火炉角落的外公把这一切也听进了耳朵。
我们的血脉似乎在那一刻相连。外公老了、无法行走了、情感也淡漠了，却依然在默默地咀嚼自己跨越大半个世纪的生活体验，舔舐那些被封存的伤口，只为了告诫和保护唯一的外孙。
笑着笑着，我就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