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故乡，我除了偶尔能与父亲去邻家似懂非懂地听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放学后聚在同学家听孙敬修爷爷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外，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露天电影了。它装点了我的生活，满载着我的期待，陪伴我走过纯真的童年和少年。十三四岁时的我已经长成了“半大小子”，可与屯里一些成年人试比高，光荣地加入了“南征北战”的“追影”大军中。
那时，每次得到“送电影下乡”的消息，我都特别兴奋，放学铃声响后飞也似地往家跑，到家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直奔生产队与大人们集合，生怕被落下而赶不上队伍。
那时，我们公社的文化站只有一部放映机，对于有七个大队五十多个自然屯的公社来讲，每年每屯放映露天电影也就三五次而已。好在我所在的屯处于三个公社的三角形中心，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可以使我们屯能看到露天电影的次数自然就多了点。
每次屯里有露天电影，大人们都主动帮助放映员忙活，竖杆的竖杆，钉钎的钉钎，系绳的系绳，抬音箱的抬音箱。不一会儿，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屏幕如船帆般在两个木杆中缓缓升起，挂在一侧木杆上的音箱也在“喂喂”中调试完毕，随着放映机“嗒嗒”的声响，露天电影便开始了……
农村的露天电影大都是在农闲时节放映的。夜幕降临后，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来到放映地点，条件好一点的会手拿马扎前往，更多的人都选择席地而坐。屏幕两侧都坐满了聚精会神、鸦雀无声的乡亲们，只在“换卷”间歇，大家才会发发议论或唠唠家常。“人”能在屏幕上随意走动，音箱还能大声“说话”，这个神奇的不解之谜困惑了我好多年。
尚德敬老已然成了一种习惯，深深地融入了乡亲们的血脉中。如果你身临其境，便会有所发现，露天电影场地中间有利观看的地方，不会有小孩子独自抢坐，坐在那里的都是屯里的老辈人，每个屯子都形成了这样不成文而又没人去破坏的规矩，放映场地主动边缘化的都是如我一样的孩子们。那时质朴的民风就像一粒种子，播撒在我的心田。
仰望星移斗转，倾听蛙声一片，咀嚼稻香丰年。人们恬淡而轻松，蚊子也嗡嗡地准时到场，成群结队地在场地里逡巡，伺机寻找目标。虽然大家都事先穿了长衫长裤，但也避免不了让它们见缝插针，一些人在观看的过程中，被肆虐的蚊子亲密接触，然而这根本阻挡不了人们对露天电影的挚爱。
农村逐渐从贫穷走向了富裕，黑白和彩色电视陆续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何判断哪个屯的日子过得富足，主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屯有多少耸立在天空中的电视室外接收天线，在那个年代，它的确可以说是家境殷实的一种象征和标志。
发展的洪流让露天电影默默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影院和城市影城，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讲，看电影已经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随时随地通过移动介质把看电影变成现实，科技发展带来的回馈让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岁月更迭，往事如烟。我不会忘记在艰苦的岁月里露天电影所带来的思想塑形，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老影片一直用清澈之泉涤荡、净化着人们的心灵，让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追影”印迹和矢志不渝的逐梦情怀。
付兆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