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宗像
哭竹生笋
孟宗是阳新人
东晋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在其母孟氏去世之时，为外公孟嘉写下一篇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文中写道：“曾祖父宗，以孝行称，仕吴司空。……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
孟嘉（296—349），字万年，东晋时阳辛人（今阳新县龙港镇富水），曾任阳新县令，是孟宗曾孙。因了这层关系，孟宗是陶渊明的太外公。
孟宗何地之人？陶渊明说是“武昌新阳县”人氏。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在其著作《陶渊明集笺注》中，将“新阳县”改为“阳新县”，注引如下：“原作‘新阳县’，《世说新语·栖逸》及刘孝标注均作‘阳新县’。”《晋书·地理志》武昌郡下有阳新县，而无新阳县。今据改。注引简洁，于史有据，事实充分，无需赘言。
阳新人孟宗(218—271)，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和西晋前期。其父为民除盗贼而英年早逝，只得与母相依为命。少年时，他在南阳名师李肃门下求学，才思敏捷，又持之以恒，还尊师爱友，洁身自好。当地郡、县官员一致推举他为“孝廉士”。汉帝不仅亲自接见了他，还赐其物品，以慰其母，安排他在吴王骠骑将军朱据名下，当了一名军吏。后出任望江监池司马，主管渔盐业，兢兢业业，勤政廉政，有口皆碑；迁任吴县县令时，以民为本，关顾民生，百姓安居乐业。
这一切似乎顺风顺水，但孟宗因孝“犯浑”。孟母年迈病逝，他不顾禁令，弃官为母奔丧，被削职为民。他又因孝被重新重用。孙权念及他为天下之大孝子，且治理方略过人，转战南北又清正廉洁，屡建奇功，诏其复出为官，后升任光禄勋，管理头头是道，工作井井有条。永安五年（262）吴景帝孙休，升任他为右御史大夫，并深得信任。宝鼎三年（268），吴末帝孙皓又将其提拔为司空，主管水土及营建工程。建衡三年（271），他积劳成疾而逝，家中银粮所剩无几，朝廷内外，无不为其清廉、忠孝而感动。
孟宗之孝
孟宗终究是以孝而名传天下的。“孟宗哭竹”或者说“哭竹生笋”，成为他独特的孝文化符号。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记录此事：“《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寥寥数语，以哭竹生冬笋为核心，艺术再现孟宗至孝的高洁形象。
孝道是一种精神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世代传承。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辑成《二十四孝》，其中，孟宗“哭竹生笋”位列第17孝。
孟宗哭竹，为人仰慕，由此衍生的传说故事，汗牛充栋。在他故乡阳新，至今还有孟宗竹、孟泪泉、孟宗守孝等传说故事广为流传，童叟皆知。
先说孟宗竹。阳新县阳辛村后山，有一片竹林，不叫毛竹林也不称楠竹林，却尊称为孟宗竹，竹笋亦叫孟笋。由此而口口相传的故事《孟宗竹》，其基本内容与《二十四孝》中的“哭竹生笋”大同小异，不再重复。总之，孟宗孝敬母亲的事迹，在故乡落地生根，名扬天下。
二说孟泪泉。阳辛古镇上有一口水井，人称“孟泪泉”，与孟宗有关。传说孟宗哭竹生笋之时，泪水涟涟，汇成泉水，成就了这眼水井，久旱不涸，久雨不浊，四季清冽，温润甜美，还可治疥治疮。吴国大将甘宁，率兵驻守富池口，士兵不幸被疥螨盯上，瘙痒难受，哀声满营。甘宁听说孟泪泉治疥神效，立即组织船队，沿富水河逆流而上，取孟泪泉水，注入兵营澡池。士兵泡浴其中，数日之后，果然疮好痂落。甘宁大喜，报请吴王，为孟泪泉立碑，颂扬其功德。
三说孟宗守孝。孟母病故魂归故里，孟宗结庐墓旁，不会客人，不理世事，凉水解渴，生食充饥，苦守三年，极尽人间孝道。此举感天动地，衍化为阳新地区旧时习俗，现今摒弃，但还被乡党津津乐道。
四说“大被”“还鲊”典故。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说孟宗“少从南阳李肃学。其母为作厚褥大被，或问其故，母曰：‘小儿无德致客，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庶可得与气类接也。’其读书夙夜不懈。”这是“大被”典故的源头。孟母伟大之处在于，送给儿子的“厚褥大被”，不仅仅一人独享，而且还要惠及贫寒同窗，同取暖共御寒。细微之处见品德，孟母也给孟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后人用“大被”典故，喻指广交宾朋，友爱为上；招贤接客，“大被同眠”，是人生一大境界。
裴松之还注解“还鲊”典故。孟宗“除为监池司马。自能结网，手以捕鱼，作鲊寄母。母因以还之曰：‘汝为鱼官，而鲊寄我，非避嫌也。’”说的是孙皓时期，孟宗司职渔业官员，亲自捕鱼，精心烹制美味，孝敬母亲。其母并不买账，立即退还，并责之以道。孟母退鱼之举，实则是语重心长、春风化雨般地提醒，对他既是一种告诫，更是孝廉家风的熏陶。孟母当头“大喝一声”，体现严持操守的可贵精神，更重要的是，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让儿子记住教训而警醒止步。后人用“还鲊”誉赞贤母，或以“鱼鲊”给为官清廉喝彩。
源于孟母的这两个典故，表面看，主角是孟母，配角是孟宗。其实，这是母子共演的一台反映孝文化的大戏，褒奖孟母的伟大，慨叹孟宗的孝行。
孟宗孝文化的意义
孝文化菁芜兼具，良莠并存。认识孝文化内容中的科学性和保守性，把握孝道之人民性和封建性，是对孝文化进行有益转化的关键。站在汲取精华、祛除糟粕的角度，我们看孟宗孝文化，有其积极意义。
一是教育是根本。孝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一种符合此观念的行为，非天生就愿意接受和执行。《孝经》中有句话说得好，“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强调孝为道德之本，道德是教育的出发点。
纵观流传至今的孟宗故事，无不与教育有关。孟母是一个颇有见地、勤劳善良的女性，对孟宗的成长倾注了无尽的关爱；接济邻居，在幼小的孟宗心田，播下了向善的种子。孟父生性正直，敢于伸张正义，为其人格注入了刚直不阿的基因。父母的言传身教，实际上给少年时代的孟宗，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友善、博爱植入孟宗的血脉。这是他的性格基石、品性之本和道德之基。
孟宗在南阳求学，开启他人生的另一扇大门，在更宽的社会舞台上吸纳新鲜空气。这“一小步”，不仅在地理地域上让他实现了突破，而且为他孝行，从家庭走向社会埋下了伏笔。如果说家庭教育是基础，那么学校教育则是道德、才学提升的转折点，师从李肃，让他具备了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本领和技能。
当孟宗弃农从戎、步入仕途之后，孟母的教育依然不离不弃，家庭教育演变为终身教育。当他在军营中不得志而郁郁寡欢时，孟母适时开导，让其豁然开朗、心态稳定；当他从江南送回腌鱼时，孟母断然批评，让其幡然醒悟、回归正道。孟母的教诲，既是终身教育的范例，也是培基固本的良药。可以这样说，是教育玉成了孟宗。
孟宗故事，让我们看到从“神坛”走向“人间”的孟宗，也让孝文化走出了神圣化和愚孝的泥沼；孟宗故事，让世人明白，孝不仅可敬，而且可教，并且可学。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串起孝子孟宗成长、成熟的人生轨迹。
二是正确处理大孝与小孝的关系。孟宗自幼所习五经、《论语》、《孝经》等经学，是以君臣之义为立身的基本准则。所以，孟宗故事以“忠”“孝”为轴线，彰显他孝中有忠，忠中有孝，孝与忠的总体统一。
孟宗的人生踪迹，在地理上从老家延伸到江南，在行为上从孝过渡到忠。这是小农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惯常的人生道路，也是他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孟宗也不例外。他在家行孝，在外尽忠，由孝而忠，十分自然。这是孟母的心愿，也是他的选择。仔细观察孟宗行孝情节，孝和忠大体相容，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续，突破了“忠孝难两全”的框框，回归到孝的自然属性和人本属性。
三是举孝廉要辩证地扬弃。孟宗是以举孝廉方式步入仕途的，实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
但，举孝廉是一把双刃剑。“移忠于孝”，使孝文化走向极端化、专职化、神秘化、愚昧化的泥潭。另一害人不浅的是，对孝文化的盲目否定，混淆孝亲之情与封建孝道，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
当下，我们迫切需要把孟宗孝文化的现代意义挖掘出来，将其转换成为适应21世纪的“现代版”孝道，推陈出新，释放出正能量。
孝敬是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弘扬传统孝文化，可以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通，发挥其促进代际沟通、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形成尊老、爱老、敬老、护老、助老的社会风尚，构建新时代和谐社会。孝文化还是以德治国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在孝道。习仲勋同志曾经送给习近平同志一句名言：“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提倡孝道，由尊敬父母推广到尊老爱幼，进而延伸至爱祖国、爱人民，实现以孝化人、以德治国。孝文化又是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动力。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起各方力量，而孝文化正是华人世界的文化密码，宣传弘扬孝文化，有利于激发情感共鸣，促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合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吕永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