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6年的冬至。
天冷得很，路边的草都挂上了细碎的冰霜。爸爸搓着长满冻疮的手蹲在路边哆嗦。他的身旁是正奶着我弟弟的妈妈，还有一堆等着上秤的甘蔗。甘蔗已经砍了好几天，切口处已经发红，再称不上的话人家又该砍价了。眼下这价可就够低的了。唉，爸爸无奈地叹口气，起身看看那条长队，脸上的愁容更深了。
“你先回去吃饭吧，你饿不得。”爸爸掖掖弟弟的小棉祆对妈妈说。
那年是旱年，稻子收成不好。乡下人说冬大过年，可没点肉哪像过节呀。奶奶看着妈妈煞白的脸，心疼这个连坐月子都没啥肉吃的儿媳。
奶奶终于下决心把那只老母鸡杀了。
早上她起来给鸡喂上最后一把小碎米，摸着它灰麻色的背，喃喃自语：“家里没多余的粮食喂你了。早该杀了，天天跳灶台。是该杀了，扒乱了我的毛线。不杀留着干什么用？又生不出蛋来了。”
鸡没有吃那把米。
奶奶哪里舍得杀那只鸡？那只鸡生了好多窝蛋，在资源匮乏的年代，除了牛，它可是最大的生产力了。那鸡怕人，看到人来便窜到瓦顶上，可是它黏奶奶，在她的脚边绕来绕去，还跟她到田里捡谷子吃。她逢人便夸那只鸡神奇，竟然会打鸣呢！它一啼就该起床拔菜赶集了。
奶奶往青石板上戗快了那把钝刀。她把鸡抱在怀里，那鸡乖乖地靠在她的旧对襟麻布衣上，哀哀地看着她，低低地咕哆了几声。奶奶捂了一下它的眼睛说：“不怕，不怕啊！”她枯柴一样的手颤抖了一下，拔掉了鸡喉咙上那撮绒毛，手起刀落，血嗞地就喷了出来。那鸡竟也不挣扎。奶奶等最后一滴鸡血落到搪瓷碗里，挽起衣袖开始烧水。那只鸡躺在灶前的草堆边，抖动了几下便没了声息。它的尾巴下居然滚落了一颗蛋。奶奶捧着那颗暖乎乎的鸡蛋，嘴里直喊，“造孽呀！”爷爷把鸡往装了热水的桶里一掼，说：“喊啥呢？背脊向天的都是给人吃的啦！”
那只鸡躲过了清明节，躲过了中元节，躲过了中秋节，躲过了村头独眼老赖头的棍棒，躲过了龙眼树上顽童们的弹弓，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禽流感，终于没躲过奶奶手里的那把切过猪菜的刀。
那只鸡敬过了祖先，敬过了神灵，最后躺在了热闹的锅里。鸡汤咕噜咕噜，煨得奶白。奶奶眼睛红了，细声数落爷爷：“咋把火烧得这么熏人！”
“真是好吃呀，要是天天有鸡吃该多好呀！”大家说。
奶奶没有吃，她背过脸去，揉揉浑浊的眼睛，埋怨那口不中用的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