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家，刚打开大门，就透出一股番薯的香甜味，心想，老婆又在煮番薯饭了？每次家里煮番薯饭都是老婆、儿子吃番薯，我在番薯中挑出米饭。
我对番薯太不能忘却了。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刚上小学，每天早晨母亲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脸都没洗，她就从猪潲锅里捞出一条番薯往我手里塞，催我赶快上学，我左手扣着纽扣，右手拿着番薯，急匆匆的往学堂赶，中午放学回到家，母亲不在，她到生产队劳动争工分去了，午餐也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是一大盘番薯粥（纯番薯，没有米粒的），番薯丝沉在盘底，面上是一泓蓝蓝的清水，我在灶台上撕下一块萝卜干就着碗，闭着眼咽下两碗番薯粥，晚上母亲怕我半夜尿床，晚饭改为番薯丝饭，一天三餐都离不开番薯。难怪我对番薯印象那么深刻，那么不能忘却。
那个时候我最高兴的就是夏、秋两季刚收割水稻的日子，父亲从生产队领回口粮稻，第二天立即挑一小担到邻村的水磨站碾出白米，晚上我就可以吃上好久没露过脸的白米饭了。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趁机给我上政治课：要想吃白米饭，就必须好好读书，还蹦出一句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不祈求什么黄金屋，更不懂什么叫颜如玉。我那时的人生理想就是不用天天吃番薯，要吃白米饭。
其实，那也不是番薯的错，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番薯都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的命。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在讲课时就讲到，番薯其实原产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后又传至菲律宾，明代万历年间引入我国。自从有了番薯，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得到了改善，番薯也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后来我查阅了一些关于番薯的历史资料，字里行间也曾记载：在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也就是说当年能在那样的环境下活下来的人基本都是吃番薯来充饥的。
番薯肯定是能活命的好东西。听父亲说，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差点命都没有了。当时村里按照上级要求建设公共食堂，全村人“吃饭不要钱”，但三几个月就坐吃山空，越办越穷，村里因为缺粮而有很多人得了“水肿病”，父亲也不例外。为了活下去，父亲拖着浮肿的身躯趁月黑风高，竟然冒险到邻村偷挖番薯，挖出的几条番薯，放田埂上擦两擦就连根带皮吞下去了，然而，很不幸，被巡逻的村民抓到了，父亲被他们五花大绑押回村剥光衣服示众。
父亲的话，我一直难以忘怀。其实吃饭问题，当然是人生的第一需求，如果都吃不饱，甚至没得吃，人生所有的理想追求都是虚幻缥缈的。所以今年5月下旬袁隆平院士离世，更加深了我对父亲说过的话的理解。
袁隆平院士长期工作在第一线，即使90岁高龄的时候，基本每天都会下到田里去看杂交水稻，被世界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成功后，水稻产量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每亩200公斤，到八、九年代上升到每亩700公斤，目前超千斤，“禾下乘凉梦”早已实现，我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不用天天吃番薯，而吃上白米饭了。
四十多年前，我一日三餐，靠番薯才能过活，“番薯条，番薯粥，番薯饭。”番薯把我养活下来了，番薯既是救命恩人，也是我痛苦的回忆。如今，我一直不喜欢吃番薯，但我不能忘却番薯。
